已经“消停”了很久的王思聪，最近又在微博上火了起来，手法依然还是三板斧：大嘴敢说。他天生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他一旦“消停”，看热闹的人都觉得江湖变得无趣。

上一次在舆论风波里看到王思聪的名字，似乎还是去年6月的孙一宁“撕葱”。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王思聪每次的“一鸣惊人”，往往都是事情小、声音大。

除了电竞夺冠，多次出现在公共视线的王思聪，都是以某些话题生产者的形象，一次次满足人们对“富二代”私生活的窥探欲，也满足他自己对这个世界恣意指点的欲望。

2022年，王思聪已经34岁，而立之年已经过了有4，口无遮拦的“纨绔子弟”身份，却赖着他一直这么年轻气盛下去。

如今，王思聪再口不择言地发表什么，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人们已经习惯了，甚至有些看倦了。

人们已经不太流连那些怼天怼地的吃瓜式狂欢，不太关心他的那些大同小异的网红女友们了。也许，王思聪自己也累了。

在怼天怼地的路上狂奔

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的娱乐圈对大众而言“祛魅”不少，而在多年前，在互联网和舆论曝光力度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时候，王思聪十分热衷给娱乐圈当“纪检委”。

最初抛锚应该是在2011年，王思聪刚从英国回来，就在个人微博上炮轰大S婚礼，讽刺汪小菲“裤兜里揣俩钢镚儿冒充富二代”，嘲笑汪小菲母亲张兰资产被冻结。

王思聪早年在微博怒怼汪小菲

女明星婚姻、商业家族内幕，这场骂战让“王健林之子”王思聪一战成名。

王思聪的“成名路”几乎是和微博同时期成长起来的。随后的几年，他在怼天怼地的路上狂奔。

骂大张伟“不要脸”，骂转型做演员的张馨予，骂鞠婧祎“做作”。

杨超越出道前后，发微博内涵腾讯黑幕。

吴佩慈怀孕，虽然说的是“加油”，但后面阴阳怪气地跟了一句“单亲妈妈”。

这张嘴不仅炮轰娱乐圈，也波及商业、餐饮各行各业。比如吐槽雷军英语讲得糟糕，痛批共享充电宝创业不切实际。

王思聪吐槽雷军

2014年，王思聪密集地掐了好几架。6月，因为买电脑桌迟迟没到货，他在微博骂京东“店大欺客”；9月，他将刊登报道《富二代王思聪掷千万投票》的搜狐娱乐告上法庭，并要求赔偿20万元；12月底，他在微博炮轰姜文的电影《一步之遥》并和片方隔空进行了一场口水大战。

2015年，王思聪控诉某电视台一档综艺抄袭，双方在微博隔空对骂几个轮回。

2016年也是“思聪撕所有”大年。2月，王思聪公开称演员朱圣祎被包养；3月，炮轰春晚小品《喜乐街》；5月讽刺范冰冰、张馨予；12月，骂抄袭成瘾的于正“像个脑瘫儿童一样”。

王阔少的口出狂言，也不尽然是辱骂和攻击。他曾经在采访里表达自己对娱乐圈的观点，认为“明星和演员不同”，像宋丹丹、李雪健、张国立老师等人就是好演员。

因此，“娱乐圈纪检委”这个外号，最初多少是带着赞许和认可的。毕竟，从某种程度上，王思聪的确说出了一些大众想说但不敢说、不被听见的心声，怼天怼地，谁也不怕。

当然，不怕倒是正常的，毕竟他应该不会随便收到明星的律师函。

并且，情理上，富二代应该是和资本站在一边的，企业家、明星，在大众心目中都被归为资本版图。可王思聪偏不走寻常路，他怼天怼地，管天管地，但目标大都是与他处于同一阶层的资本方。

“贴近平民的精英”“反富二代”的人设，的确俘获了一批粉丝。2020年11月，王思聪在大众点评爆料，称自己的朋友在某五星级日料店定了三千多元的圣诞套餐，被餐厅调弄到六千多。王思聪领言后，一众观众跟着打出差评并吐槽，逼得餐厅只得出来道歉，表示“会加强员工培训”等等。

如果这事儿不是王思聪来做，餐厅可能理都不理。

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王思聪口无遮拦的背后，倒也不尽然是什么直言不讳和敢说敢做。他这个人，本质上也并不是一个仗义执言的道德审判员。

“富二代”是王思聪的一件铠甲，利用它附加的人气和流量，疯狂向世界输出自己的声音、观点和情绪。

2016年，王思聪以“投资人”“哲学家”（他在大学念的是哲学系）和“网红”三个标签，在付费语音问答平台分答开了账号。

在外人看来，把这三个身份放在一起似乎有些可笑，但对王思聪而言，公开笑纳“网红”之名，是一如既往对某种“玩世不恭”的展露，以及对自己背后经济价值的确信。

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

王健林或许是个优秀的企业家，但未必是个优秀的父亲。

从小学开始，王健林就把王思聪送到外国读书，从新加坡到英国，成绩优异，雅思满分，一直到大一肄业后才回国。整整十几年，父母都不在身边。

严格来说，和不少中国家庭一样，王思聪也是丧父式教育影响下的一员。

王思聪与王健林

王健林满心以为，对儿子隐瞒家庭条件，可以培养王思聪节俭的习惯。于是，在王思聪16岁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家里有多少钱。

可事实是，在孤独和自卑的包围下，王思聪的童年少年时期过得并不愉快，与同学格格不入，也不敢跟女孩子表白，怕自己被嫌弃。

16岁那年，王思聪给漫游字幕组发去了应聘信，信尾一行字：“我是王健林的儿子。”

不过，这时候的王思聪能如愿加入字幕组，靠的不是的爹，而是“宽带和机器条件好”“上网时间充足”，以及出色的日语水平。

但也是在这一年，王思聪偶然得以向父亲确认，自己家里很有钱，是真的很有钱。

这两段经历的先后顺序无从查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对小王来说，16岁这一年，生活乃至人生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

首先颠覆的是心态。得知自己“身家”后，王思聪开始疯狂炫富，甚至有些以此找补曾经自卑的意思。他在微博上晒豪车游艇，给狗买Iwatch和爱马仕狗链，还在媒体上放言：“我交朋友不在乎有没有钱，反正没有我有钱。”

不过，人们可以接受一个富二代炫富，但是单纯的炫富还是价值观上的霸凌，真正讨着生活的大部分民众，是一目了然的。

比如2019年那句狂傲的，“9012年了，没出过国的都是傻*”，就招致了泱泱不满。

还有，女人。对待普遍意义上的女人，王阔少一点也不比对待娱乐圈客气。

他身边围绕着层出不穷但类型固定的女性——高颜值、低辨识度，职业多是“网红”，即粉丝众多，不搞创作，不事生产，即便换了一个或许也看不出。

王思聪的花边新闻

王思聪向她们砸钱，但对女性这一整个群体，他始终缺乏必要的尊重。

早年间，他常用污言秽语对女性评头品足，极尽藐视和轻蔑，比如2010年10月30日发的一条微博：“一般单身姑娘在每次大姨妈后10-11天就会莫名的心烦和孤独，各种放骚淫荡，有心上人的男生注意咯~这个点女孩特容易追。”

2016年，王思聪投资制作了一档名叫《Hello!女神》的网络综艺节目，号称是“国民女神养成节目”，从长沙、北京、成都、上海四城甄选出10强“女神”，进入“女神城堡”进行为期49天的全程直播生活。

从任何一个环节看，这档节目都更像是为了满足王思聪对女性的凝视与物化，他个人稳拥金钱和选举决定权，被参赛少女们围着团团转，节目内容也充斥着低俗粗陋的“才艺表演”，江湖传称，这档“女神养成”，其实就是王思聪的“选妃”节目。

播出不到半年，《hello！女神》就因太过低俗被下架了。

在进入微博早期，王思聪也像一个纯情少年那样幻想过爱情，会回怼网友“爱情是很纯粹的东西”。

不过，在最期待的一段感情无疾而终后，王思聪一怒之下把个人简介改为了“丧偶”。他心目中对于亲密关系的某种不切实际期待被打破了，一边公开宣称自己是“不婚主义”，一边疯狂换女友。

2021年的孙一宁事件，让人们看到另一个王思聪：一个幼稚、任性的孩子，还有要求不被满足时随时准备攻击的孩童式狂躁。

不是开脱，但公众有理由相信：早年亲密关系的匮乏，导致了一个人看待与处理亲密关系的扭曲。尤其是，扭曲王思聪的，是大多数人毕生无法获得的财富、资源与名声。

允许失败两次

2009年，王思聪留学回国，断然拒绝加入父亲王健林的万达王国。虽然担任着万达集团的董事长，但并不负责任何实际事务。

王健林在采访里直言，王思聪不愿意吃这份苦，“管理这么个企业是很累的”，而个人的兴趣和意志，几乎起到决定性作用。

江湖流传一个未经证实、但也未经王思聪本人否定过的段子：王健林带王思出去见万达的合作伙伴，王思聪穿件休闲便衫就去了，丝毫没有重视之意。王健林不得不当场把其他人的西装脱下来穿在王思聪身上。

王健林为儿子找借口：“王思聪在海外长大，不会看眼色说话，怎么想就怎么说。但是他比较聪明，我允许他失败两次，两次后就回万达上班。”

那“两次机会”，分别是两次5亿资金。

拿着“5亿零花钱”的贵公子王思聪，开启了自己的创业版图。

回国第一年，他成立了“普思资本”，英文名“Prometheus”源自希腊语，意思是“先见之明”。从那往后的十年内，普思资本的投资规模超过了30个亿，投资项目80多起，成长膨胀迅速。

2011年8月，王思聪走出了将自己推向投资生涯高潮的第一步：进军电竞行业。他先顶着风险收购了当时濒临解散的CCM的战队，借势组建了“IG俱乐部”。

7年后，这支IG战队在2018的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上夺取了世界冠军。

夺冠当晚，王思聪拿出113万在微博抽奖，电竞扎扎实实地在大众视野里博了一把风光。

王思聪送113万元庆IG夺冠

2015年，英雄互娱、昆仑万维、完美世界等17家游戏企业发起中国移动电竞联盟，王思聪任第一届联盟轮值主席，并推出“熊猫TV”。他瞅准了当时正盛的直播劲头，在“千播大战”中迅猛冲到行业第三名。

同年，王思聪以40亿身家登上 “胡润百富榜”，三年后的“2018年胡润80后财富继承富豪榜” 上，王思聪的身价已近60亿。

在游戏行业风生水起之时，王思聪也没放弃“纪检委”的身份，不仅检查娱乐圈风纪，还对国产影视剧的市场质量颇有微词。

2015年，本着“出一点钱帮助缺乏基础建设的中国电影市场”的初衷，王思聪成立了上海香蕉计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旗下又投资设立了隶属于香蕉计划族群的数家影视、电子游戏和音乐公司，野心勃勃，版图宏大。

2019年王思聪出席618香蕉好奇之夜，谈做电影公司不为赚钱

香蕉影业的CEO韦翔东曾说，“一般资本都要图名图利，但王思聪差不多什么都有了，所以他更能专注去做电影这件事本身，把精力用在安安静静养人才，踏踏实实做内容上”。

2018年，香蕉影业为挖掘新人创作者，启动“香蕉新编剧圆梦计划”，豪掷总奖金共630万人民币。

然而，两年后，2020年12月7日，一名自称获得该计划三等奖的编剧刘晓峰发微博公开向王思聪讨薪，称自己凭借作品《天才编剧》获得了“香蕉新编剧圆梦计划”三等奖，但80万奖金和版权费从两年起一直被拖欠着。

对此，王思聪和香蕉影业均未公开回复。当时声浪浩大的香蕉影业，也不知不觉在过去的两年内渐渐隐没。

天眼查显示上海香蕉计划娱乐文化有限公司王思聪持股27%

这两年发生了许多事，除了汹涌的疫情，行业内部，部分互联网、文娱等行业其实在2018年前后就开始式微。

2019年堪称王思聪的水逆之年。3月，熊猫直播宣告关闭（次年1月进入实际破产清算程序）；7月，香蕉计划遭股权冻结；10月，王思聪担任董事长并100%持股的普思资本遭遇股权冻结，冻结日期为三年；11月，王思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还被下达了限制消费令。

这一年，距王思聪留学回国刚好满十年。十年一梦，他在投资王国里打了几个滚儿，在互联网的时代浪潮上扑腾了好几个来回，赚得了一些高光时刻，也遭遇过一些至暗时刻——虽然，对于“王健林之子”这个身份而言，再怎么暗，或许也是泡在光里的。

十年来，“富二代”甚至已经不再是王思聪的第一标签了。

王思聪

与王思聪同代人中，有人努力摆脱父辈的光环以证自己。董明珠的儿子董东东做律师，租房住，开十万的车，在母亲眼里“就是个普通人”。

相较之下，王思聪始终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他一面想拒绝与王健林捆绑，一面却以某种弥补或报复式的快感，享受着“万达贵公子”的身份光环。

曾有人花3000元在问答平台上提问王思聪，“你作为亚洲首富的儿子，你人生目前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王思聪坦言：“有生之年能超过父亲。”

2014年的《嘉人》的采访中，王思聪这么定义自己：“我的父亲对我确实特别宽容，除去老来得子，这中间难免有些内疚之情，我算是父母创业的牺牲品。”

“牺牲品”“内疚”之类的说辞，更像一个普通人家孩子会有的感受。

可正因为它们太“普通”，太“正常”，对口无遮拦的王公子而言，才显得这么可贵、能被互联网留下与记住。

作者 | 路迟

编辑 | 煎尼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