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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丰简历 【党史百年】凯丰曾瞧不起毛主席,2个月后却誓死追随毛主席,中间发生了啥?

发布时间:第一铺

毛泽东的一生,曾遭遇过无数危难,也遇到过很多敌人。而不可思议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原本是与毛泽东主席针锋相对的“敌人”,可是,当当他们仔细走近、了解过毛泽东后,竟逐渐被主席身上的人格所打动,进而成为了践行“毛泽东思想”的忠诚战士。

这其中,有一位代表人物,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他原本对毛主席不屑一顾,甚至瞧不起毛主席,并当着大家的面公然挖苦、嘲讽毛泽东;但没过多久,他就被后者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成了党内优秀、杰出的革命理论家。

一、面对他的挖苦,毛泽东终生难忘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行动宣告失败。为了保存己方的有生力量,避免与敌人“硬碰硬”,红军中的主力部队只好跨上了长征之路。

中共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这是党内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位置是有限的,毛泽东的崛起,便意味着另一拨人的“倒下”。这个矛头,直指李德、博古等“左”倾思想主义者。但这个决定,又是大多数人赞同的。

问题,便出现在红9军团身上。这支战功赫赫的机动部队,原本拥有着正确的战斗目标。只可惜,在“洋顾问”李德和博古(时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胡乱指挥下,他们屡屡受挫,使得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封锁线的过程中损失惨重。

于是,重新确立党和军队的未来方向,已经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

眼见博古、李德等人即将遭受批评,有一个人却坐不住了,他就是凯丰。遵义会议召开前夕,凯丰几次找到了聂荣臻谈话。据后者回忆,凯丰与他来了篇长篇大论,主旨思想便是:要求他支持博古!

作为毛泽东主席的支持者,聂荣臻元帅当即拒绝了凯丰不切实际的“幻想”。以致于后者在跟博古汇报的时候,只好悻悻道:“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聂荣臻

也许是自己的诉求被驳回,凯丰在遵义会议上憋了一口气。面对毛泽东主席的侃侃而谈,他失去了分寸,甚至用嘲讽、挖苦的语气说道:

“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那里来的,现在用不着了。”

这句话说出口,参会的人员脸色大变,看见凯丰的神情也不同了。因为在座的人都知道:凯丰这两句话,是对毛泽东的贬低。一如之前的李德、王明等人,对毛泽东发出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乡巴佬”的评价。

面对这样的质疑和挖苦,毛泽东主席也停止了他的讲话。在顿了顿神之后,他立刻反驳道:“我说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第一句是怎么说的?”

毛泽东这一连串犀利的发问,一下子把凯丰给难倒了。他支支吾吾半天,无言以对,面色涨红,只好缓缓坐回了自己的座位上。

到会议的最后阶段,博古承认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片面和一些错误,可凯丰依旧嘴硬道:“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关于凯丰“上蹿下跳”的反对行为,有些不太理解的读者,可能会觉得他这人有些谄媚,是在为博古积极发言,趁机捞取政治资本。但根据另一位参会人员杨尚昆的回忆录所说,笔者又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凯丰。回忆录中这般写道:

“遵义会议的气氛紧张而严肃,但进展得非常顺利。李德和博古是被批判的对象,博古承认了一些错误。凯丰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强调导致中央苏区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李德完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但绝大多数与会者感到欢欣鼓舞。”

可以看出:凯丰认为中央苏区“反围剿”之所以会失败的重点,更多体现在一些客观原因上,而不是单纯归咎于领导者的决策。恐怕,这才是凯丰支持博古的根本原因。所以,凯丰在会议中才不断强调,不能将所有的过错,怪罪到博古等人身上。

这么看来,凯丰在会议上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倒也是情有可原。只不过,他的这一番挖苦与嘲讽,却让毛泽东主席难忘一生。

1962年1月,日本派出代表团访华,毛泽东主席亲自接待了他们。在谈话过程中,毛泽东旧事重提,调侃道: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同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又把这件事提了一遍。由此可见,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的挖苦,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毛主席可不是因为小气、记仇,而是这段经历,也让他成长了不少。

正如他对日本访华代表团说的那样,虽然自己一时反驳了凯丰,但毛泽东仍旧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对于《孙子兵法》这部大作,他还真没有仔细翻阅过。“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公开“挑衅”,反而激起了毛泽东对这本书的“征服欲”。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也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得了空闲,特地发消息给远在西安的叶剑英说道:记得给我买一批书籍,尤其“要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这个决定,对毛泽东日后的军事思想产生深远影响。作为古代最为经典的“兵学圣典”,《孙子兵法》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美国哈佛大学甚至将其列入““世界四千年十大名著”之一,足见其中的“真知灼见”了。

1938年8月,毛泽东读完《孙子兵法》,无比感慨道:“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要去读孙子的书,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并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它。”

这个例子,便佐证了毛泽东人格中的一个亮点:能坦然面对自己的不足,并在之后想尽一切办法,将这个漏洞给填补了。

而这,也同样是毛泽东主席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深知自己的目标、追求在哪里,为此,他能坦然接受他人的批评、嘲讽或挖苦。在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后,毛泽东也能过刻苦学习,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最终后来居上,跑赢一个又一个敌人。

二、长征路上,毛泽东用行动折服凯丰

尽管凯丰对自己有过挖苦、嘲讽,但毛主席却从未记仇,不仅如此,他依然在长征路途中对凯丰多有提点和照顾。以致于仅仅两个月之后,凯丰就对毛泽东的态度便来个180度大转弯,成了后者的“铁杆”支持者,甚至誓死追随。

关于凯丰态度转变的原因,不外乎有这么几点:

首先,长征路途的顺利,证明了毛泽东主席的高明眼光与远见战略。红军因为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开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凯丰意识到:只有毛泽东有能力领导中国的革命,这是铁一般的定律!

其次,毛泽东“宰相肚里能撑船”。面对“得罪”了自己的凯丰,毛泽东不计前嫌,在一些重要场合中,还是会请他来主持工作。前者的大气,反倒让凯丰既羞愧,又钦佩。对于这段经历,凯丰曾说道:

“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的错误还不了解,在遵义会上坚持了错误的方面,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

遵义会议后,凯丰原本已经被撤销了红9军团中央代表一职。但毛泽东依旧将很多重要的机密任务交给他做,言行之间,充满了对他的信任。两个月后,凯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毛泽东又带头接纳了他,还专门给凯丰留了一个适合他的重要岗位。

1935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举行了扎西群众大会。当大家开会讨论该由谁来主持时,毛泽东发言了:“洛甫同志,今天下午的群众大会,我的意见就叫凯丰主持指挥,他最近的表现不错。”

凯丰得到消息,很是激动,拿着一个纸质的喇叭筒,便登上了台子,开始动员起来。在凯丰的激情“演讲”之下,台下群众热情高涨,积极与台上配合。会议结束后,更有不少青年踊跃报名,要加入红军。

不久之后,凯丰恢复原职,也收起了他的骄傲自满之心。在接下来的日子中,他积极采纳群众和战士的意见,不再端着一副架子,也不再仗着自己的经验、学历去咄咄逼人。因此,凯丰赢得了不少战士的尊重。直到这时,他总算理解了毛泽东路线的高明与伟大,也清楚了中国共产党日后的道路。

后来,在一次党内的重要会议中,凯丰就自己曾经的过激行为,作出了深刻反思与检讨,他直言不讳道:“现在,我宣布收回我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坚决拥护毛泽东来领导我们的红军。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谁反对毛泽东我就反对谁!”

三、毛泽东:凯丰是个可塑之才!

毛主席的一生中,遇到过无数敌人。这里面,有些人是不值得他原谅的,他们一旦犯在毛泽东手中,便会遭受严厉处罚;但有更多的人,只是一念之差,毛主席胸襟宽阔,很乐于重新给予他们机会。

凯丰,显然属于后者。在毛泽东看来,他是一个可塑之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

第一,凯丰知错就改,从不暗中耍阴谋。关于这一点,从他前后对毛泽东的态度中,便能略窥一二。

另外,在平时的工作中,凯丰也是个颇为坦诚、直率的人。他自己有什么意见,会在会议中说出,即便说的不对,受到批评,他也能回去反思自己;即便有手下犯了错,他也是谆谆善诱,当着大家的面指出其不足,而不是偷偷摸摸,在背地里搞破坏。

正如他后来在《自传》所说:

“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的错误不了解,在遵义会议上我坚持了错误的方向,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时间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在威信县的干部会议时,就实行了对自己错误的初步批评。在红军第二次回遵义时,党中央又派我到红9军团工作。”

能坦然面对自己不足的,何止是毛泽东?现在看来,凯丰也做到了这一点。这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毛主席和党中央在看到凯丰的态度之后,又怎么不会原谅这个一时激进的年轻人呢?

第二,凯丰自己的政治主张,向来是对事不对人。正因如此,当他认为博古的路线正确之时,他能毫不犹豫地与毛泽东“呛声”;在后来的长征路上,当凯丰理解了毛泽东主席的苦心之后,他也可以立即反思自己的错误。

此外,在共产党成立到发展的过程中,凯丰的确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具体来说,也有这么几点:

其一,凯丰是党内青年运动的“标杆式”人物。遵义会议召开时,凯丰不过26岁,正是少年得意之时。而凯丰之所以能在弱冠之年便跻身为中共骨干之一,正是因为他身上的“光鲜履历”。

从莫斯科回国后,凯丰长期主持着共青团的工作。期间,他曾先后主编过《东方青年》、《青年实话》等中央机关刊物,为我党组织、发动广大青年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长期的实践下,凯丰渐渐熟悉了学生运动的特点,并告诉大家:学生的斗争应该与工农阶层密切结合,在适应时代的前提下,让爱国青年能够正确发出自己的声音。

其二,凯丰始终反对党内的分裂。别看凯丰曾对毛主席“咄咄逼人”,但他却是真正向往团结的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以张国焘为首的“右倾分裂主义”集团。面对这种错误的观点,凯丰再次发扬了他的“怼人”精神。面对“右倾主义”者企图分裂红军的险恶目的,凯丰始终奋斗在抗争的第一线。此举,引来了毛泽东等人的一致认可。

其三,凯丰还是一位出色的革命理论宣传家。在担任党内要职以来,凯丰坚持践行毛泽东思想的推行,并以此为基础,孜孜不倦教育了一大批党内的骨干、领导和成员。

这一期间,党内的宣传工作,都是凯丰主管的,且起到了不俗效果。他不仅创办影响力颇大的《新华日报》、《群众》等机关刊物,还动手撰写了大量论文、国际述评等稿件,在提高全体成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同时,也让党内的风气得到了明显改善。

由此可见,凯丰的“狂”并非是浪得虚名。凯丰用实践证明了自己的本领,爱惜人才的毛主席自然对它不吝赐教。因此,毛泽东对凯丰或鼓励、或批评,把这个初出茅庐的热血青年,给打磨成了一块“璞玉”。

四、凯丰:毛泽东打造出的“璞玉”

纵观毛主席的一生,他不仅是个打仗的天才,也是个善于“调教”人的伯乐。在发现到凯丰的宣传能力后,毛主席对他很是倚重,多次把党内的宣传工作交给后者。不出他所料,凯丰在出色完成这些任务的同时,也逐渐成了一个优秀的党内理论教育家。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一度震惊中外。次年1月,为了更好应对接下来的风云变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一致决定:将红军大学迁到延安,并更名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在“抗大”的办学过程中,毛泽东与凯丰再次有了默契配合。毛泽东亲自任命教育委员会主席,并规定了教育路线和方针,紧接着,凯丰便根据毛的主张,为“抗大”谱写了一首校歌。在看过歌词后,毛主席欣然道:“写得不错,完全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

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此时的凯丰已经深入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核,可以随时随地为毛主席的想法“添砖加瓦”,并能结合当下局势,快速给出一套合理、高效的宣传工作。

也正因如此,凯丰再次跻身于党内的领导圈子中。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凯丰便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7年),开始广泛参与党内的各种重要会议,并讨论制定一些重要决策。不久之后,凯丰又升任为中央宣传部部长。

毛主席对凯丰的重视,也让后者感激不已。当第二个“遵义会议”来临之时,凯丰选择站在毛泽东这边,为后者争取到了足够的话语权。

1937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陕西延安举行,共有13人出席。在这次会议中,党内再次产生了一些不一样的看法。王明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一错误主张,竟取得了不少人的支持。

王明

关键时刻,凯丰仗义执言,历数毛泽东思想对于我党的贡献。其重要思想课概括为: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才多次转危为安的!

凯丰的做法,让毛泽东感慨万分,从此对他更加重视。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牵头成立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凯丰没有过多参与,但毛泽东还是将他的名字列入到了学校的董事会名单中,足见后者在其心中的地位。

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凯丰在革命理论宣传工作中,变得更有干劲了。在此后的岁月中,凯丰以这所学院为根基,关心并指导了一大批的革命文艺人才,为我国的宣传、教育工作贡献出了浓重一笔。

除了鼓励之外,毛泽东对于凯丰的“打磨”,自然也有批评的一面。

1937年4月,凯丰的“老毛病”再次发作。在指导大家批评张国焘错误路线的过程中,凯丰的偏激一面再度显现。他在《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一文中这样写道:“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 …”

张国焘

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出现了不太恰当的措辞。他未能将张国焘等人与红四军的战士们严格区分开,甚至将其混为一谈。按照这种解读,一些立过功、留过学的战士,岂不还是“土匪”、“军阀”?

毫无疑问,凯丰的这个做法伤到了一些战士的心。随着事态的发酵,军中甚至出现了“拖枪逃跑”的闹剧。得到消息后,一向和颜悦色的毛泽东发火了,他冲着凯丰责问道:

“你搞的啥子名堂?凯丰同志,我看你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张国熹过去在四方面军批我毛泽东,就没有批一个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都一起批了!”

说完之后,毛泽东亲自去看望红军战士。对于他们的委屈,毛泽东感同身受,连忙好声安慰。一些战士见毛主席如此诚恳,也不禁感动地大哭。

这个教训,让凯丰颇为难忘的同时,也学到了毛主席身上的优点。在以后的会议中,凯丰的发言不再偏激、尖锐,而是充满了平和与包容。

以致于后人谈及凯丰时,都会夸奖道:凯丰同志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宣传家!

来源:望阑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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