赎 一则明末土地回赎案的逻辑与启示

——一则明末土地回赎案的逻辑与启示

邹亚莎

明代判牍《云间谳略》是毛一鹭任松江府推官期间司法审判的判辞及公文汇编，集中反映了晚明地方政府的审判程序、定案依据及当地习俗与社会生活等。毛一鹭自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起担任松江府推官，为官期间公正清明、恪尽职守，理狱循法酌情，受到皇帝的嘉奖和官民爱戴。何三畏称赞他办案“一人不轻纵，亦一人不轻枉……凡数百条，无不言爻象而事准绳也者。”“薛氏与唐模楫土地回赎争议案”正是《云间谳略》中的一篇，该案的判牍有助于我们了解明末地方司法审判的内在逻辑、裁判准则以及审判理念等。

本案案情是围绕田产所起的争告，该田产最初为黄鲫所有。近十年前黄鲫将土地卖给乔宦，又过了几年乔宦卖给大成，辗转几户，最终卖给了唐模楫。出卖田产近十年后，黄鲫已死，黄鲫的妻子薛氏在他人的挑唆下带着幼孙向唐模楫要求回赎土地。唐模楫不肯，双方因此诉至公堂。

该案判词详述了毛一鹭对本案的推理过程及所作判决。推理过程不仅说明了案件裁判的法律依据，更是反映了地方官员在案件处理过程中于法、理、情之间权衡斟酌的心理状态。判决文书中将事实、情理、法律讲的很清楚，认为此事违反律例，于理于法俱左，“孤寡可怜”与“律例之不可越”间存在矛盾。首先，于法而言，此田薛氏不可以回赎。按照《大明律》的规定，绝卖不可回赎。根据判词本案所涉田产即为绝卖，因此，按照法律规定是不可以回赎的。其次，出于社会秩序的考虑，此田不可回赎。他认为“以辗转相售历年久远之田，令薛氏遽得尽赎，则自薛氏而上谁无原主，自薛氏而下谁非原主？”即如果薛氏作为土地的曾经拥有者在出卖土地后可以回赎，照此推论，薛氏之前和之后的土地拥有者都可以这么做，那么土地秩序将难以维持，现有土地拥有者的产权面临回赎的风险而无法得到保障。再次，于情而言，面对薛氏老寡、孙儿幼小的情况，出于怜老恤孤之意宜少加恩恤。最终，毛一鹭在法、理、情之间进行斟酌考量，推翻了上海知县支持土地全部回赎的判决，允许将半数土地回赎。支持半数土地回赎，既对律例表示尊重，又对老幼孤寡境地表示同情，实现了法意与人情的平衡。

传统社会的法包括天理、人情、国法等，法律渊源为“情理法”在内的多种规范形式。它们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为：情理为法律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为高于法律的精神和规范，法律被认为应依情理而生，因此法律应具有与情理的一致性。“原夫礼律之兴，盖本自然，求之情理，非从天坠，非从地生。”（《宋书·傅隆传》）情理为立法提供正当性的依据。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法典均将情理作为评判的标准，《大明律》即被评价为“上稽天理，下撰人情”（《进明律表》）。在司法实践中，律例不足的情况下，以情理填补律例的空白和漏洞。在法律与情理冲突的情况下，司法的目标是追求情理与法律的平衡。法官的职责在于“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通过情理与律例在具体情况下的酌情平衡，做到“通情而不曲法”，达到个案的公正解决和公众心中常识性的正义判断。在本案中，地方官员正是通过情理法的圆融实现了和谐平衡和实质公正的目标。

地方官员在司法审判中考虑的情理，很大程度上与“扶弱抑强”的均衡理念和官吏对子民家长式的仁爱理念有关。在中国古代，土地为重要的生存和生产资料，出卖、出典土地者一般被视为是弱势者。对弱者和贫苦者的同情，在传统文化中有很深的渊源。《周礼·地官司徒》载:“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管子·入国》中提出“九惠之教”的概念:“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对孤老幼弱和贫病者的同情和惠政被认为是统治者施政的重要内容。在影响深远的《礼记·礼运》中，弱者皆有所养是大同理想的一部分。经儒家孔孟的阐发，至西汉董仲舒倡导的儒家伦理和施政方针包含了“养长老，存幼孤，矜寡独，赐孝弟，施恩泽”（《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的内容。传承至宋明理学，宋代思想家张载在其著名的《西铭》一文中说：“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并将这样的思想和天地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政治和法律思想，怜老恤孤、同情弱者的情理在这一案件中成为了判决的重要依据。

本案中裁判者在充分理解法意、律例和人情的基础上做出了符合当时正义观念的裁判，对于现代的司法审判仍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情理法”相互融合是古代圆融的司法审判艺术，追求的是个案中实质正义的实现、纠纷的实质化解及民众内心的服赝。司法是立法上的普遍正义在个案中得以实现的过程。在当今的司法审判中，无论是事实认定、证据分析还是法律适用、程序处理，既要合乎法律，又要合乎情理，让民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律并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背后有情有义。要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既要义正词严讲清‘法理’，又要循循善诱讲明‘事理’，感同身受讲透‘情理’，让当事人胜败皆明、心服口服。”法官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中应整体把握、全面衡量，达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这就需要法官不仅深谙法律技术与知识，还具备对政治理论、时代需求和主流道德等方面的经验感知。当代司法审判应主动发挥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引领作用，在裁判文书中凝练法理、融合情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之中。通过鲜明的法律和道德导向，鼓励全社会崇德向善，倡导、培育和维护公序良俗，以司法审判促进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与和谐社会秩序的实现。

注：本文原载于2023年12月8日《人民法院报》第7版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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